他微微向前倾身，目光看向负责采购和外联的干部：

“我们牧场自己的屠宰量有限，骨头产出根本不够。必须向外收购，向周边公社、甚至更远的县镇求购。

收购需要资金，这笔钱，从哪个科目出？

是挤占今年的农机维修费，还是挪用明年的种子预留款？

骨头收来了，运输又是一大笔开销。从几十里、上百里外运回牧场，这路上的油费、车辆磨损，不是小数目。”

他顿了顿，推了推眼镜，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地投向方案中最脆弱的环节：

“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。最麻烦的是加工，二十五吨骨头，要变成能撒进地里的‘精细骨粉’。这需要搭建临时熬煮的土灶，需要耗费海量的燃料，柴火或者煤炭；熬煮后的骨头需要晾晒、需要粉碎。

粉碎靠什么？靠石碾？靠人力捶打？还是想办法调用那台老掉牙、动不动就故障的饲料粉碎机？无论哪种方式，燃料消耗、工具折旧、加工人工……林林总总加起来，会是一个怎样惊人的数字？”

他停下陈述，拿起面前的搪瓷缸，慢慢喝了一口水。那短暂的寂静里，只听见窗外呼啸的风声和会议室里愈发粗重的呼吸声。许多干部的脸色已经变得极其难看，交头接耳的议论声再次响起，比之前更加务实，也更加悲观。

“我根据以往类似物资调集和加工的经验，做了一个非常粗略的估算。”

李副场长放下缸子，声音恢复了平静，却带着一种最终宣判般的沉重，

“即便我们以最高效率、最低损耗来执行苏晚同志这套‘系统性土法改良’方案，并且不考虑因大规模动员人力物力而对其他春耕备耕、畜牧养护工作造成的间接影响和延误，其亩均直接现金与物资成本，也已经非常接近，甚至可能超过直接向营部申请调拨等量化肥所需支付的货款！”

“等量化肥”四个字，被他清晰而有力地吐出，仿佛在浑浊的水中投下了一颗明矾。

小主，

“而申请国家计划内的化肥，”

他双手微微摊开，做出一个对比的姿态，语气里带着某种“理性人”的无奈与劝说，

“渠道是现成的，手续是规范的，营部统一调配，我们只需要按计划申请、按价格支付相对明确、稳定的货款。省时，省力，流程清晰，责任明确，风险可控。”

他身体靠回椅背，目光最后一次扫过全场，最后落在始终沉默倾听的马场长脸上，语气变得语重心长，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