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场长提出的问题，像一把淬过冰水的钥匙，“咔嗒”一声拧开了会议室里那口名为“现实”的沉重铁箱。

几乎就在余音落下的瞬间，李副场长便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装订整齐的材料。纸张边缘裁切得一丝不苟，与他此刻挺直的腰背、扶正眼镜的动作形成一种无声的宣告，他早已严阵以待。

“场长问到了关键点上。”

李副场长的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精密器械运转时的平稳质感，每一个字都像经过校准，

“苏晚同志的技术分析，听起来或许有她的道理。但是——”

他刻意停顿，目光缓缓扫过每一张写满焦虑或沉思的脸，最终落在苏晚身上。那目光里没有咄咄逼人的锋芒，只有一种近乎悲悯的、替所有人算一笔“明白账”的审慎：

“我们管理一个几百号人要吃饭、要完成国家交办生产任务的牧场，不能只埋头讲技术理想，更要抬头看现实效益，算经济成本。”

他翻开材料的首页，纸张摩擦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
“既然苏晚同志提出了明确到斤两的实施方案，那我们就本着对牧场、对全体职工家属负责的态度，也按照这个方案的框架，来初步核算一下它可能带来的经济负担和资源压力。”

会议室里彻底安静下来，只剩下李副场长清晰、冷静，如同会计拨弄算盘珠子的声音：

“首先，是草木灰。”他念出第一组数字，“每亩两百公斤，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。假设我们仅先对问题最突出、最紧急的一千亩核心田块进行改良，这已经是考虑到现实能力后极为保守的估计，那么总共需要二十万公斤，也就是两百吨。”

他抬起眼，目光越过镜片上方，看向几位负责后勤和运输的干部：

“这两百吨灰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它需要发动全场职工、家属，乃至附近屯落的老乡，在完成日常生产之余，去掏每一家的灶膛、炕洞，收集每一处烧荒的余烬。这需要投入多少额外工时？这些工时如果用于其他生产环节，能创造多少价值？这笔隐性的人工成本，如何计算？”

“收集来的灰，需要集中、转运。我们需要动用多少辆大车？耗费多少燃油？这些燃油如果用在春耕机播、饲料运输上，是不是更能保障基本生产？还有，灰的堆放需要场地，需要防雨防潮的简易棚子，管理过程中会有自然损耗，这些间接成本，又该如何核算？”

他每提出一个问题，就在笔记本上相应位置轻轻一点，动作轻柔，却让在座的每一位生产连长心头都随之一沉。那些问题并非刁难，而是他们日常管理中真切存在的、一块钱要掰成两半花的窘迫现实。

“其次，是骨粉。”

李副场长翻到材料的第二页，语气更加凝重，仿佛在宣读一份不容乐观的审计报告，

“每亩二十五公斤，一千亩就是两万五千公斤，二十五吨。这二十五吨骨粉从哪里来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