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对！就是推卸责任！”其他人跟着鼓噪起来。他们或许并非全无怀疑，但在当下的挫败感和对作为直接带领者的白玲下意识的维护下，更愿意相信是“方法有问题”或“苏晚指导不力”，而非承认自己可能被错误引导或执行走样。

苏晚沉默了。阳光晒在她的背上，军绿色外套下的棉布衬衫已被汗水微微浸湿。

她手里有详实的技术手册，有旁边这片示范田郁郁葱葱的成功佐证，有完整的科学原理支撑。但她拿不出确凿的证据，去公开证明白玲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是如何“灵活”地篡改、简化甚至违背了那些标准。

在没有录音、没有第三方详细监督记录的情况下，任何对白玲操作不当的直接指控，在对方高举“积极拥护”和“严格执行”旗帜的情况下，都很容易被反弹回来，被曲解为技术负责人“推诿塞责”、“打压同志积极性”，甚至升级为“知青内部不团结”的政治问题。

这种明知道症结所在，却囿于现实规则和复杂人际而难以直言、有口难辩的憋闷，比面对曹大爷们那种坦率的、基于经验的沉默抵抗，更让她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窒息和无奈。

技术的无力感，第一次如此真切而尖锐地袭来。它就像一把精心锻造的犁铧，或许可以凭借锋刃和设计破开最坚硬的物理性冻土，却在面对那些由人性弱点、信息壁垒、权力曲解和情绪洪流层层包裹、缠绕而成的“冻土层”时，显得如此笨拙，甚至可能伤及自身。

“这样，”苏晚在令人压抑的沉默和对面充满敌意的注视中，最终开口，声音依旧平稳，却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，

“我下午会去你们的地里，做一次详细的现场勘查。一寸一寸地看，结合你们的回忆，尽量把可能的原因找出来。现在当务之急，是看看还有没有挽救的余地，比如有没有相对健康的苗可以重点保护，或者是否需要补种……”

“补救？说得轻巧！”张建军嗤笑一声，眼神里充满了不信任和嘲讽，

“等你慢悠悠地查清楚，再想出办法，地里的苗早死光了！我们的工分、今年的收成，谁给补？你给补吗？”

他不再给苏晚说话的机会，狠狠瞪了她一眼，朝着地上那堆病苗啐了一口，并未真的吐痰，但姿态十足，然后猛地一挥手：

“跟她说不清楚！走！咱们找连里领导说理去！不能让咱们白干！”

他带着一群愤愤不平的知青转身离去，脚步声杂乱而沉重，扬起小小的尘土。田埂上，只留下苏晚和孙小梅，以及那堆被遗弃的、已经开始散发微弱腐烂气息的病苗。

春风依旧吹拂着，带来远处示范田里健康幼苗微微摇曳的沙沙声，那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嫩绿。

而另一头，视线可及之处，是白玲负责的那片田里斑驳的枯黄与裸露的泥土，以及空气里隐约飘来的、由失败、抱怨和推说共同发酵出的压抑气息。

丰收的果实尚未凝聚，失败的责任与诘难的荆棘，却已迫不及待地越过了纯粹技术的边界，缠绕而上，压在了她的肩头，试图将她拖入泥淖。

苏晚缓缓地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空气中混杂着新生植物的清甜、黑土地的芬芳，以及那丝无法忽略的、从脚下病苗和远方田块飘来的、令人不安的衰败气味。

她知道，推广之路上的荆棘丛，比她最初预想的，还要茂密，还要坚韧，那些尖刺上涂抹的，有时并非直白的恶意，而是扭曲的“拥护”、偏差的“执行”，以及随之转嫁而来的、模糊却沉重的“责任”。

前路，需要更清醒的头脑，更坚韧的神经，以及或许，一些超越技术范畴的智慧与策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