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三年七月二十五，济南府，布政使司后堂。

暑气蒸腾，蝉声聒噪。

左参政张文远却没有像往常那样回宅午憩，而是一个人坐在值房里，手指轻轻叩着案几，目光落在刚收到的塘报上。

那上面只有寥寥数语：七月二十二，海匪大股入犯利津，劫永阜盐场，焚仓房、账房，

杀盐场管事杨魁、百户刘勇，掳掠人口，围攻铁门关官办工坊，现贼船遁海，县衙正勘验损失、缉拿余匪。

他把这段文字读了整整三遍。

每读一遍，唇角那道细纹就往上扬一分。

“胡万财……”

他低声念着妻弟的名字，像是自言自语，“你在牢里可曾听见？那个把你踩进泥里的卢知县，如今也要被人踩了。”

窗外有人轻轻叩门。

幕僚宋先生探身进来，见他神色，便知道这位左参政已经看到了消息。

“恭喜东翁。”

宋先生拱手，说得含蓄，“利津遭此大劫，盐场被焚，人犯死伤，上官总要问个‘抚境不力’的罪名。

卢象关到任不过数月，便惹出这等祸事，他那位右参政堂兄，怕是也遮掩不住。”

张文远没有接话，只端起茶盏，慢慢吹开浮叶。

宋先生揣摩着他的脸色，又道：“盐运司那边已经炸了锅。

永阜场是山东十九场里每年课银前三的大场，杨魁又是滨乐分司钱知事的人。这一把火，烧的可不只是几间仓房。”

“钱知事……”

张文远终于开口，声音平稳，听不出喜怒，“他最近在忙什么？”

“据说是往滨州跑了两趟，又连夜派人进省。昨日在盐运司衙门待了整个下午，出来时脸色铁青。”

宋先生顿了顿，“属下揣测，永阜场这场祸，只怕不只是海匪劫掠那么简单。”

张文远放下茶盏，抬眼看他：“宋先生，你是说——”

“属下什么也没说。”

宋先生垂首，“只是卢象关要查的私盐案，查了一半，证人失踪，主犯押在牢里，然后盐场就被烧了。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