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当然不。” 费尔南多总督打断了争论，目光重新变得深邃，“明朝人想摊牌，想看我们的底牌。那我们就给他们看，但不是他们想看的那些。硬抗我们缺乏资本，但完全屈服也绝无可能。我们的筹码，是贸易，是技术，是这条海上航线带来的白银和货物。”

范·德伦点了点头，接口道：“是的，总督阁下。我认为，我们可以向明朝钦差，提出一份‘联合备忘录’——以葡萄牙王国及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名义。一方面，我们可以表示‘遗憾’，对与‘福泰昌’等‘不法商人’的过往交易进行有限度的、不涉及核心的‘说明’，并承诺未来将加强自律，遵守明朝法律——当然，是在我们认可的‘合理’范围内。另一方面，也是更重要的，我们要明确提出我们的‘关切’和要求。”

他身体微微前倾，语气变得强硬，但这份强硬背后，是缺乏地理支点的虚弱：“第一，必须保证现有贸易口岸（广州、泉州、濠镜）的开放与安全，不得随意增设关卡、提高税率或进行歧视性检查。第二，明朝新组建的‘内海舰队’，其活动范围必须受到限制，不得威胁到国际航道自由与现有贸易秩序。第三，关于技术交流，明朝必须拿出诚意，其格物院的研究成果，特别是那些与军事、航海相关的，应有条件地向‘友好贸易伙伴’开放，而不是一味索取。我们需要看到对等的交流，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技术泄露。”

“如果明朝拒绝呢？或者，他们要求检查我们的商船，甚至进入濠镜搜查呢？” 有人忧心忡忡地问。

“那就让他们看看，自由贸易的力量，以及……技术依赖的代价。” 范·德伦冷声道，试图为虚张声势注入一些分量，“我们可以暂时减少，甚至暂停部分关键商品的输入，比如他们急需的某些特殊金属、精密仪器部件、特定的西药材。我们的商船可以转向马尼拉、暹罗、柯枝。明朝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虽然诱人，但并非不可替代。而他们，能离开我们的白银、钟表、火器和航海技术多久？当他们的商人赚不到钱，当他们的工匠缺少精密零件，当他们的水师战舰需要维修而找不到合适部件时，他们会重新思考的。这，就是我们的‘摊牌’——一场基于贸易和技术的软性较量。”

小主，

议事厅内再次陷入沉默。每个人都在权衡。这份“摊牌”缺乏地缘上的支撑，更像是一种无奈之下的恫吓。但除此之外，他们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。硬碰硬是绝路，全面妥协又心有不甘。

“另外，” 费尔南多总督补充道，眼中闪过一丝精光，试图为这软弱的摊牌增添一点筹码，“我们需要保持步调一致。葡萄牙和荷兰，在远东的利益是相似的。我们可以尝试联络马尼拉的西班牙人，他们对明朝水师向南海扩张也未必乐见。甚至……可以放出一些风声，暗示如果明朝逼迫过甚，可能会影响通往印度乃至更西方的航线安全。要让明朝人明白，尽管他们清除了内部的海上势力，但大洋之上的游戏规则，并非由他们一家制定。我们或许没有据点，但我们有船，有航线，有他们暂时还无法完全掌握的技术和贸易网络。”

“那么，就这么决定了。” 卡瓦略男爵最终叹了口气，透着无奈，“以葡萄牙王国及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名义，起草联合备忘录，递交给明朝钦差陈子龙。同时，命令港内船只，暂缓大宗货物出港，加强戒备。通知我们在广州的商馆，收紧银根，控制敏感货物出货。让我们看看，这位陈大人，和他背后的明朝皇帝，会如何接招。至于西班牙人和其他……尽力而为吧。”

会议在压抑而缺乏底气的气氛中结束。范·德伦和费尔南多总督又低声交谈了几句，话语中难掩对未来的忧虑，方才各自离去。当他们走出总督府，午后炽烈的阳光刺得人有些眩晕。港口内，那几艘西夷大船依旧沉默地泊着，但在更高的桅杆了望斗上，水手的身影比往日更加警惕，望远镜频繁地扫过海面，扫向明朝水师巡逻船的方向，也扫向更北方，那片辽阔而莫测的大陆，以及东方，那已然飘扬着大明龙旗的东宁府方向。

珠江口的微风，依旧带着咸腥与闷热，但敏感的人已然能从中嗅到一丝不同寻常的、来自深海方向的、冰冷而虚弱的气息。西夷的摊牌，并未以战舰齐射的激烈形式呈现，而是化作了商船的静默、仓库的封存、贸易的迟滞，以及那份即将送达的、措辞客气却暗藏机锋与无力感的“联合备忘录”。一场没有硝烟、却关乎贸易与技术主导权的博弈，在这南中国的海天之间，悄然拉开了序幕。然而，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一次的博弈桌上，手握重兵、疆土完整的明朝，似乎已然占据了更为有利的位置。波澜依旧，但风起之处，已显颓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