沃尔夫冈走过去，没有立刻吃。他看着格哈德：“格哈德，你觉得这座城……怎么样？”

老仆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料到会有这个问题。他想了想，谨慎地说：“很……干净。吃得也饱。”

“灵魂呢？”沃尔夫冈追问，“这里的人关心灵魂吗？”

格哈德低下头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，神父。我只负责照顾您。”

沃尔夫冈失望地摆摆手。连自己的仆人都被这里的物质安逸蒙蔽了双眼。

他坐下来，机械地吃着燕麦粥。粥煮得不错，比苏黎世修道院的伙食还好。但这恰恰是问题所在——异教徒用面包和肉汤麻痹了人们的灵魂，让他们忘记了永恒的饥渴。

窗外传来隐约的钟声，不是教堂钟，是内城方向传来的、用于报时的铜钟。接着是更远处学堂下课的喧闹声。孩子们在唱一首歌，调子简单轻快，歌词他听不懂，但肯定不是赞美诗。

沃尔夫冈放下勺子。他忽然想起《圣经》里关于巴比伦的记载：那座骄傲的城，人们建造通天塔，试图凭自己的力量抵达天国。上帝变乱了他们的语言，使他们分散。

盛京就是现代的巴比伦。杨家人试图用知识和技术建造一座人间的塔，他们统一了语言（汉语），建立了秩序，甚至试图对抗疾病和死亡。而上帝正用瘟疫惩罚他们——不，惩罚整个世界，而盛京却在负隅顽抗。

“主啊，”沃尔夫冈在胸前划了个十字，低声祷告，“请赐予我力量，让我成为您在此地的利剑。如果主教大人不愿行动，请指引我该怎么做。”

烛火跳动了一下。但除此之外，没有回应。

格哈德收拾碗盘时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神父，明天还要去集市募捐吗？”

沃尔夫冈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：“去。但这次……我要换个方式。”

他决定不再仅仅哀求。他要警告，要预言，要告诉那些商人：如果继续生活在这座异教之城，如果继续无视上帝的愤怒，他们的灵魂将永远沉沦。而他们的财富，在末日审判面前，一文不值。

这个念头让他感到一丝久违的振奋。也许他无法说服杨家，无法改变这座城的根基，但他至少可以拯救一些灵魂，让少数迷途者看清真相。

夜深了。沃尔夫冈跪在圣像前，开始每晚的祷告。祷词是固定的，但今晚他加了一段自己的话：

“请让这座城的眼睛睁开，让他们的心恐惧。如果瘟疫不能唤醒他们，请降下更严厉的征兆。而我，您卑微的仆人，将在此等待，见证您的荣耀降临。”

窗外，盛京的夜晚宁静如常。远处的工坊区已经熄了炉火，只有城墙上的风灯在冬夜里亮着微弱的光。地窖里，那些封存着夏日水果的陶罐静静沉睡。学堂里，孩子们今天学的生字还写在黑板上：“春”“种”“秋”“收”。

没有人听见沃尔夫冈的祈祷。或者说，听见了，但用的是另一种语言理解世界。

礼拜堂的钟声在子夜响起，孤独地敲了十二下，然后重归寂静。在更广大的寂静里，这座被沃尔夫冈视为“巴比伦”的城市，正安然度过又一个瘟疫中的冬夜。

沃尔夫冈躺在礼拜堂后间那张硬板床上，睁着眼，盯着屋顶被雨水渗出的、形似魔鬼侧脸的污渍。窗外的盛京早已沉睡，但这座城的“罪行”却在他脑海里翻腾，像一锅被地狱之火煮沸的毒液。

小主，

第一宗罪：知识的亵渎。

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。上帝将智慧赐予人类，是为了让他们认识造物主的伟大，而不是用来探究世界的“如何运作”。真正的知识属于《圣经》和教父着作，属于修道院抄经室和神学辩论厅。可杨家人做了什么？

他们有一座“藏书楼”——沃尔夫冈远远见过那栋无窗的石砌建筑，据说里面收藏了数千册书。不是祈祷书，不是圣徒传记，而是关于星辰运行、草木生长、铁石冶炼、甚至人体结构的邪书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们让普通人——包括女人和孩子——阅读这些书！

学堂。每次想到这个词，沃尔夫冈的胃就一阵抽搐。那些孩子，本该在教堂里背诵经文、学习顺从和敬畏，却在那里学什么“算术”“几何”“地理”。他见过一个不到十岁的男孩，能用木棍在沙地上画出完美的圆形，并说出“周长等于直径乘以三又七分之一”这种魔鬼般的精确数字。这是篡夺上帝丈量大地的权柄！

还有那些图纸。工坊区墙上公开挂着的、画着水车齿轮和房屋结构的图。在沃尔夫冈的正统观念里，技艺是上帝赐予匠人的神秘天赋，应该通过师徒口耳相传、在劳作中感悟。可杨家人把它变成线条和数字，任何人都能学。这是在剥夺技艺的神圣性，把上帝的秘密摊在阳光下任人践踏。

第二宗罪：时间的僭越。

上帝创造了时间，教会制定了历法。复活节、圣诞节、圣徒纪念日——这些神圣的节律才是人类生活的坐标。可杨家庄园用的是另一种历法。他们庆祝“春节”“冬至”“秋分”，依据的是太阳运行和作物生长，而不是基督的生平与受难。

沃尔夫冈曾试图在学堂里介绍教会历法，那个年轻先生礼貌地听完，然后说：“神父，我们尊重您的传统。但在这里，农时和节气更关乎生存。”生存！他们把肉体的存活置于灵魂的救赎之上！

更令他不安的是那种对“未来”的笃定。杨家人谈论“三年后的水利工程”“五年后的高炉改造”，仿佛未来是可以被计算和掌控的。但在真正的信仰里，未来属于上帝，人只能活在当下，为永恒做准备。这种规划未来的傲慢，和巴比伦人建造通天塔有何区别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