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人，是真懂党争，也真有歪点子、创造力。

所谓醒官制，历史上并非没有。

武周时期酷吏来俊臣便曾推行，只是当初并非用于朝堂互殴，而是专司风闻捕风、密告构陷，一手开创“莫须有”入罪的先河，搞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、道路以目。

后来连武则天自己都怕这东西逼得天下官民铤而走险，不得不下诏废除，从此弃而不用。

在朱有建看来，御史一职，本该心怀天下、为民发声，行走四方、体察疾苦，而不是缩在京城里，成天盯着皇帝与大臣吹毛求疵、攻讦倾轧，把国事当私仇，把朝堂当战场。

至于阮大铖搞出的醒官，更是荒唐至极，张口便无底线、出言全无实据，除了搅乱朝纲、混淆是非，一无是处。

想到这里，他越发笃定，当年力排众议、裁撤御史台，改行天下行走制度，是自己登基以来最英明的决断之一。

这套制度推行五年来，北地早已吏治清明、秩序井然。

无数沉于下僚、郁郁不得志的寒门才俊，被行走们一一发掘，举荐参加科举，得以施展抱负；

各地官田、府田、民田制度，也因行走们实地督导、据实核查而顺畅运转；

寻常佃户有了正式申诉渠道，只需按指引前往民事司，绝大多数冤情与纠纷都能就地解决，不必再仰人鼻息、求告无门。

南朝那边闹得再乌烟瘴气、再鸡飞狗跳，在朱有建眼中，也尽在掌握。

乱得越狠，垮得越快。

而他要做的，只是静静等着，待其自溃，再亲手收拾这一片烂透了的旧山河。

人性最深沉的恶，在常州府那一支支丧心病狂的劫掠队身上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江南三月本该是和风拂面、柳绿花红的暖春，可漫溢在街巷里的血腥气，却将温润的晚风染得冰冷刺骨，连枝头初绽的新芽，都像是被这股戾气冻得蜷缩起来，再无半分生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