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像是“舒”。

昏迷前的那声嘶吼，还死死卡在他喉咙里，没来得及喊出来。

两人把强子架上车。他的头无力地靠在座椅上，血从后脑勺的伤口缓缓渗出来，把座椅的布面洇湿了一小片，像一朵慢慢绽开的暗红色花。阿珍从后备箱翻出一件旧T恤，叠了几叠，轻轻垫在他脑后。然后关上车门，快步绕到驾驶座。

发动引擎前，她又看了一眼那只帆布鞋。

她把鞋缓缓塞进外套口袋，口袋立刻鼓起来一小块，像揣着一个沉甸甸的秘密。

车子驶离现场，轮胎碾过碎玻璃，发出细碎刺耳的声响。阿珍单手握住方向盘，另一只手掏出手机，拨通了红姐的号码。

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接起。

“红姐，我们来晚了。”阿珍的声音低沉而干涩，带着一丝压不住的疲惫，“强子被打昏了，伤得很重。云舒被带走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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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静得只能听见风声与引擎的声响。

然后红姐的声音传来，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，低沉得像压着一块铁：“把人救醒。用最好的药，送往最好的医院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让他醒过来。先保他的命要紧，我要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挂掉电话，阿珍把手机扔在副驾上，双手重新握紧方向盘。车子拐上国道，速度一点点提起来。路边的杨树飞速后退，影子一道一道掠过车窗，在她脸上交替明灭，像一场无声的追逐。

后座传来一声极其微弱的呻吟。

强子的眼皮轻轻动了动，眉头紧紧皱起来，嘴唇翕动着，像在梦里还在跟人打架，还在跟人撕扯，还在死死护住身后的人。又过了几秒，便重新陷入死寂，一动不动了。

阿珍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缓缓踩下油门。

乡下的夜来得早。

太阳还挂在西边的山头，光线就开始变软，从耀眼的金黄色褪成柔和的灰蓝色，再褪成一种暧昧的灰，像一层薄纱轻轻罩下来。院子里的杂草被风吹得伏下去又直起来，草叶簌簌作响，像无数双眼睛在暗处看着。

送饭的女人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，灶火映着她一半明一半暗的脸。灶台上那个旧帆布袋敞着口，静静地放在角落。她盯着看了一会儿，才慢慢挪过去，伸出两根手指，把里面的锁片轻轻夹出来。

银的，不大，却沉甸甸的，坠手。

正面是四个方方正正的楷书：长命百岁。背面就两个字，笔画深，刻得稳：平安。锁片边缘磨得光滑，显然被人摩挲过很多遍，字沟里还嵌着点洗不掉的黑，像干了的血。

她认得这字。平安锁，只刻这六个字，不多一笔，不少一笔，规规矩矩，安安稳稳。城东那位老银匠，打了一辈子锁，就只会这八个字的排列组合。她也曾有过一把，一模一样的字，一模一样的手艺，藏在最贴身的地方，藏了很多年。后来孩子没留住，锁也丢了。她没找过，不是不想找，是不敢找——怕找到了，那点念想也就跟着断了。

此刻这把锁就躺在她掌心里，冰凉，却烫人。

她的手指开始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