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苏晚同志，你们用的种薯，是自己留的还是外调的？有啥特别要求不？”

“这地秋翻深度多少？底肥怎么下的？用的是啥肥？比例咋定的？”

“灌溉！我们最头疼的就是水！你们那套‘定时定量’到底咋操作的？依据是啥？有没有个标准？”

“听说你们还搞什么‘叶面追肥’？那是啥玩意儿？管用吗？成本高不高？”

他们的眼神里没有丝毫客套或怀疑，只有一种近乎饥渴的、对实用知识的迫切需求。高场长搓着粗糙的大手，语气从最初的急切，渐渐变得近乎恳切：

“苏晚同志，不瞒你说，我们红星牧场，地薄，水缺，产量一直上不去，职工日子紧巴。你这套‘法子’，我们看了，听了，觉得不是玄乎，是实在！

你能不能……把你那个什么‘标准操作流程’，给我们抄一份？让我们带回去，照着试试？哪怕……哪怕只能学到五六成，产量能提个三五成，我老高，还有我们全场职工，都得记你一辈子好！”

苏晚被他们的真诚和急切打动。她领着他们回到连部那间临时腾出的“技术交流室”，摊开自己那一摞摞写得密密麻麻的记录本和整理好的图表，尽可能清晰、系统地讲解起来。没有保留，没有藏私，从理论依据到实际操作细节，甚至包括她曾经走过的弯路和教训，都一一坦诚相告。

红星牧场来访，仿佛打开了一道闸门。紧接着，更远一些的东方红农场、建设兵团某部下属的农业连队、乃至隔着一个县境的劳改农场……各种盖着不同单位红印章的公函、介绍信，开始像深秋的雪片一样，络绎不绝地飞到马场长的办公桌上。

“兹介绍我场技术员XXX等二人，前往贵处学习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，请予接洽为盼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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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部拟组织基层农业骨干前往贵场参观学习，请协助安排……”

“关于商请贵场苏晚同志前往我处进行技术指导的函……”

马场长办公室那部老式手摇电话机的铃声，也骤然变得频繁起来。常常是他在处理文件时，电话“叮铃铃”地响起，他拿起听筒，嗓门立刻不自觉地拔高，带着一种混合着自豪与慷慨的洪亮：

“喂？哪里？……哦！老张啊！对！是真的！亩产三千一百零八斤！实实在在，秤上称出来的！……谁搞的？嘿，就是我们场的苏晚同志！对，就是那个年轻的女知青！……来学习？欢迎！热烈欢迎！定好时间直接过来就行！……资料？有！我们刻印了一些要点，来了给你们拿！……请苏晚过去？这个嘛……我得问问她的工作安排，你也知道，她现在是我们这儿的‘总教头’，忙得很哪！哈哈哈……”

他甚至让人在办公室墙上挂了一幅简陋的周边地图，每收到一个学习请求，就在相应位置钉上一枚红色图钉。很快，地图上便星星点点地红了一片。

除了组织层面的交流，还有一些更加个人化、却也更加动人的联系，跨越了更远的距离，抵达苏晚手中。这些信件通常没有正式的公函信封，而是用普通的邮票寄来，信封上的字迹各异，有的工整，有的潦草，落款地址五花八门，有些甚至是苏晚从未听说过的地方。

写信的人，有的是其他农场或兵团的知青，从某种渠道，或许是某份内部简报，或许是某次会议的传达，听到了“三千一百零八斤”和苏晚的名字，深受震动；有的是基层农技站或良种场的技术员，在日复一日的平淡工作中，嗅到了一丝变革的气息；甚至还有个别农业中学的老师，试图将这个“身边的奇迹”引入教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