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城南的破败关帝庙,他们找到了三位挤在偏殿的致仕县丞。三人合租一间漏雨的厢房,每日靠替人写状纸、抄经文换几个铜板。最年轻的那个才五十出头,手上生满冻疮,却还坚持用馆阁体誊写《金刚经》。“致仕时,”他苦笑道,“县衙的同僚凑了二十两银子送我。可光还任上的亏空就用了十五两...剩下的,买米吃了三个月。”
最触目惊心的发现在通州码头。一个宗学子弟认出,正在扛粮包的苦力里,有个身影格外眼熟——那是他蒙学时的先生,前国子监博士周文望。老先生一条腿瘸了,那是当年谏阻王振扩建府邸时被打断的。如今他白日扛包,夜里在窝棚里教码头工人的孩子识字,换一顿糙米饭。
“先生...”学子哽咽难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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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文望却笑了,露出缺了两颗门牙的牙床:“无妨,无妨。教孩子认字,比在监里教那些膏粱子弟...痛快。”
十日后,程允执将访查记录整理成《致仕官员生计实录》,附在奏章中呈递御前。记录里没有评论,只有白描:某位老臣每日伙食、某位致仕武官旧伤发作时用的土方、某位县令遗孀靠纳鞋底供养孙儿读书...
朱祁镇在武英殿看了一整夜。黎明时分,他召来程允执和户部、吏部官员,面前摊开三份草案:一份是《致仕恩养例则》,一份是《官员致仕田产限令》,还有一份是《廉政积金试行法》。
“三策并行。”皇帝的声音带着彻夜未眠的沙哑,“第一,设致仕恩养金,按品级、年限发放,钱粮由太仓专项支给;第二,限官员田产,致仕时超额部分收归官田,所得充实恩养金库;第三,试行廉政积金——官员在任时月俸扣留一成,存入内承运库,致仕时若无贪墨罪证,连本带利发还;若有,则充公。”
朝野震动。支持者称此为“仁政之本”,反对者骂这是“刮骨疗毒”。最激烈的反对声来自几位即将致仕的老臣——他们暗中经营的田产远超限额。
真正的博弈发生在细则拟定。该按什么标准发放恩养金?该限多少田产?廉政积金如何确保不被挪用?程允执在吏部衙门开了整整七日的“议政堂”,参与者不仅有各部官员,更有陈孝孺、刘大夏这样的致仕老臣,甚至有其其格带领的宗学弟子——孩子们负责核算各种方案的数据。
“五品官年俸一百九十二石,”其其格在算盘上噼啪作响,“若致仕后发半俸,年九十六石,合银约六十两。而京城五口之家年需米二十石、柴炭十两、布帛八两、杂项五两...总计约四十三两。”她抬头看向满堂官员,“也就是说,半俸可保衣食,但若有病有灾,便捉襟见肘。”
陈孝孺突然开口:“老臣...老臣不要半俸。”满堂愕然中,老人颤巍巍站起,“老臣掌文选司三十年,见过太多人——年轻时满腔热血,老了却为几两银子折腰。若致仕后还要靠朝廷养活,那些寒门子弟,谁还敢做清官?”
他走到堂前,从怀中掏出那卷焦黑的名录:“老臣恳请,将恩养金分作三等。一等给清廉致仕者,发全俸;二等给寻常致仕者,发半俸;三等...”他顿了顿,“给那些贪墨被查、却未达刑律者,分文不给,让他们靠自家田产过活。”
伯颜帖木儿抚掌大笑:“草原上的狼老了,年轻的狼会把自己猎物分给它——但只分给那些教过小狼捕猎的老狼。那些只顾自己吃饱的,饿死也没狼管。”
细则颁布那日,京城各处衙门前的告示栏再次被围得水泄不通。百姓们最感兴趣的竟是《官员田产限令》——根据品级,从正一品限田五百亩到从九品限田五十亩,超额部分须在致仕前处置。更关键的是,告示明言:所有限田数据将张榜公布,欢迎百姓监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