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学校，情况更糟。教室漏雨，孩子们踩着砖头上课；宿舍潮湿，被褥能拧出水；最让秦墨心痛的是，全校87个学生，超过一半是留守儿童。

“老师留不住。”校长是个憔悴的中年人，“今年走了三个特岗教师，都说...吃不了苦。”

傍晚，秦墨随机走进一户农家。昏暗的油灯下，老奶奶正在喂孙子吃红薯饭，灶台上只有一碗咸菜。

“乡里说修路，说了十年哩。”老人颤巍巍地拿出个铁盒，里面珍藏着三张泛黄的“修路承诺书”，最早的是2001年的。

夜幕降临时，秦墨在乡政府那间漏雨的会议室召开座谈会。没有寒暄，直接摊开笔记本：

“第一，路必须修。我负责找资金，你们负责组织群众。”

“第二，医疗教育要保障。县医院下周来巡回医疗，教育局调配骨干教师轮岗。”

“第三，产业要跟上。云岭的高山茶品质好，我联系了省茶叶公司。”

干部们愣住了。这些老大难问题，新书记轻描淡写就给出了方案？

“秦书记，修路资金...”老赵欲言又止。

“省里有扶贫专项资金，我去争取。”秦墨目光坚定，“但有个条件——群众要投工投劳，自己的路自己修。”

那晚，秦墨住在乡政府漏雨的宿舍。深夜，他被哭声惊醒。推门看见个男孩蹲在走廊——留守儿童小斌，想父母了。

秦墨陪他坐在门槛上，看山间的月亮。

“我爸妈说，路修好了就回来。”男孩抽噎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