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维斯小声跟米勒商议：“博士，这个要求很聪明。二手设备不涉及最新技术，但能让他们接触到计算机文化。而且IBM肯定乐意处理这些旧机器，还能赚一笔。”

米勒沉吟着，作为技术专家，他看到的更多：“他们不要最新型号，只要学习如何用好老机器。这很符合他们现阶段的需求。”

戴维斯从商务角度补充：“而且，如果中国将来要大规模应用计算机，谁教会他们用IBM系统，谁就占据了未来的市场先机。我想IBM那边会非常感谢您的，中国市场太大了！”

美方代表这边小声快速地交流着，熊光明从他们的表情上能看出破冰的信号。

中方这边借机提议休息，让出空间以便他们能好好商议一番。

20分钟后，再进会议室，米勒沉吟了一下，继续道：“熊先生，你刚才提到的几点可以讨论，但人员派遣的数量、专业背景、访问机构，都需要详细规划。而且必须明确，这些学习仅限于民用技术领域。”

熊光明抬起头，笑容灿烂：“当然，我们完全理解并尊重贵方的关切。”

谈判的天平，在熊光明用历史伤疤建立起情感与逻辑的双重说服后，开始悄然倾斜。美方看到了一个因过去创伤而变得格外谨慎、务实，甚至有些固执于基础的合作伙伴形象。这种形象，降低了他们的戒心。

接下来的拉锯战，在熊光明精心划定的基础圈内展开。美方试图进一步压缩限制技术转移的深度，而熊光明则在每一个环节，都为未来的理解而非单纯的复制争取空间。

关于光刻掩模版，熊光明说：“我们不需要最新的设计，但我们希望能得到一些基础的、过时的设计规范范例。不是为了仿制，而是为了理解设计规则这个概念本身。您知道，中国南北从零上40度一直到零下40度，而且还有世界上最高的高原。当未来我们需要为特定的气候条件，定制一个简单的掩模时，至少知道该从哪些参数开始思考，并能用贵方工程师能理解的语言提出需求。”

听起来合情合理，就像一个学生向老师要一本旧的教科书，不是为了抄袭答案，而是为了理解解题的基本公式，以便未来能更好的提问题。

最终，当外面已经一片漆黑时，一份初步意向达成了。美方原则同意提供实验室级半导体基础工艺设备与技术指导、相关培训，并讨论二手计算机的引进与操作维护培训。中方承诺所有技术严格用于民用领域，并接受监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