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斗枢被困在郧阳孤城，四面受敌，进退维谷，何腾蛟则辗转落脚于郴州，苦苦支撑残局，两地相隔虽不算遥远，却被贼寇割据的战火彻底阻隔，连互通音讯都难如登天，更别说坐下来叙旧畅谈。

何腾蛟攥着那封《同情书》，指节因用力而微微泛白，脑海中翻涌着过往与高斗枢相交的点滴，同窗共事、论政谈兵的画面历历在目，心头不由得涌起阵阵感怀，可这份怅然转瞬即逝，丝毫没有被书信里的劝降之词撼动半分。

他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嗤笑，眼底满是鄙夷与嘲讽，北方大片疆土早已沦入闯贼之手，逆贼连国号年号都尽数更改，却还厚着脸皮冠以大明之名，这般掩耳盗铃的行径，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，分明是为了劝降他，无所不用其极，连最基本的名节道义都抛诸脑后了。

大顺乾德六年，这般贼寇的年号，偏偏要缀上“大明”二字，何其虚伪，何其可笑！

他又想起从前，那些投降西贼的大明旧官，也曾遣人送来劝降书信，信中的措辞比这一篇更加情真意切，字字泣血，句句看似念及旧情，实则为逆贼游说，可到头来又能如何？

在他心中，自己身为大明臣子，世受国恩，便是铁骨铮铮的忠臣，纵是粉身碎骨，也绝不会屈身侍奉贼寇，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气节，绝无半分更改的可能。

在何腾蛟的认知里，崇祯皇帝早已驾崩，大明宗庙蒙尘，如今占据北直隶的，从来不是什么正统朝廷，不过是李自成率领的顺贼逆党，所谓的乾德年号，不过是逆贼登基改元的虚妄称号罢了。

念及此处，他看向书信的眼神里，只剩浓浓的失望，甚至带着几分痛心疾首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昔日那个清正廉明、秉公执法、深受自己推崇的高斗枢，竟然早已背弃大明，偷偷投靠贼寇，还甘愿为逆贼充当马前卒，写下这般劝降书来游说旧友，这般行径，与卖国求荣的国贼何异？

既已认定高斗枢是背叛大明的国贼，何腾蛟心中再无半分情面，自然绝无可能接受这等屈辱的劝降，就连提笔写一封回书，敷衍一番表面功夫，他都觉得不屑，觉得是玷污了自己的笔墨。

他当即扬声唤来亲兵，面色铁青，语气冷冽如冰，将来使厉声驱逐出城主府，亲兵押着来使转身之际，他又冷声丢下一句，字字掷地有声，满是鄙夷与决绝：

“某，耻于为伍！”

虽说何腾蛟心中对南京弘光朝廷的诸多作为颇为反感，甚至颇有不满，但内阁首辅马士英与他乃是同乡，两人皆是出自贵州军户家庭，自幼成长经历相仿，这份同乡情谊，让他自然而然地选择相信马士英。

更何况马士英身为凤阳府总督，镇守之地离北直隶京师更近，掌控的消息渠道更为灵通，对北方的实际战况与局势自然比旁人看得更清、知得更详。

马士英既已断言北直隶京师已然彻底陷落，顺贼占据皇城，那便是不容置疑的事实。

他身为大明直臣，恪守君臣大义，纵使山河破碎，也绝不会做出投降贼寇、背弃故国的卑劣之事。

如今应天府有大明宗室重新登基，延续国祚，立为新的京师，他便要倾尽毕生心力，继续效忠新朝，守护大明最后的江山社稷，至死方休。

明末乱世，世道崩坏，朝堂与疆场之上，忠奸善恶最是难以考量。

昔日恪守君臣大义的文臣武将，有的为求自保摇身变作二臣，见风使舵、背弃故国；却也有无数士人将士，宁死不降，以血肉之躯守着忠贞气节，在山河破碎之际，以一己之力撑着大明最后的风骨，忠与奸、义与利，在乱世洪流里纠缠不清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，更辨得心力交瘁。

而眼下的天下大势，远比历朝历代的乱世更加复杂难明。

李自成已在西安登基立国，定国号为大顺，改元建制，坐拥关中沃土，麾下兵马声势滔天，随即亲率百万大军挥师北伐，一路势如破竹，直逼顺天府，兵锋之盛，锐不可当，大有一举定鼎天下之势；

另一边，张献忠割据川蜀，自封西王，拥兵自重，虎视江南，裂土称王。

这般群雄并起的局面，任谁也不敢轻言胜负，更无人能预料，这些看似势不可挡的枭雄，最终会落得兵败身死的下场，乱世棋局，每一步都充满了未知与凶险。

何腾蛟独坐武昌府衙，望着案上的疆舆图，眉头紧锁，眼底满是凝重与无奈。

他早已看透大明积弱已久的颓势，打心底里不相信，如今风雨飘摇的南明，还能有一支精锐之师，能够北上平灭势头正盛的顺贼，这般念头，即便在梦中，他也从未有过。

在他看来，李自成麾下号称百万精锐，军纪严明，战力强悍，早已不是昔日流窜的草寇，莫说日薄西山的大明难以翻身抗衡，就算是关外虎视眈眈的八旗铁骑，未必能是大顺军的对手。

正是抱着这般时局认知，当弘光朝廷的圣旨快马送至武昌府，命他募兵备战、伺机北伐时，何腾蛟虽遵旨着手募集新兵，扩充守城兵力，却也顶着朝堂压力，亲笔写下措辞诚恳的奏则，快马递往应天府，力劝弘光朝廷效仿明太祖开国之初的方略，施行“高筑墙、广积粮、缓北伐、精良将”之策。

他心中自有一番深谋远虑：

眼下南明兵力孱弱、粮饷不足，贸然北伐无异于以卵击石，倒不如暂且退守江南，凭借长江天险固守，让顺贼与关外后金先相互攻伐、彼此消耗，待两败俱伤之际，南明再抓紧时间囤积粮饷、操练精兵、选拔良将，稳住南方半壁江山，等时机成熟，再举兵北伐，收复失地，方为上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