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加上万历帝在他死后彻底清算反攻，一纸诏书定罪，整条改革路线瞬间人走茶凉、半途而废，大好局面一朝散尽，只留一地残局。

而纵观历朝历代，但凡改革不是在开国百废俱兴之时推行，多半都会埋下滔天隐患。

也正因如此，中原王朝才总跳不出不过百年便乱象丛生、直至亡国的死循环。

商鞅变法，在某种意义上和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同属一路，更偏向学习先进制度、革除落后陋习，是文明层面的自我升级。

真正称得上为中央财政强行续命、与既得利益集团正面硬撼的变法，其实只有王安石与张居正两家。

二人路子如出一辙——

把散在富户、豪强、巨商手中的隐没财富，强行收拢回朝廷国库。

这般动权贵蛋糕、断人财路的做法，不激起天大矛盾才是怪事。

可北宋与大明，最终都不是亡在变法本身，而是亡在各种荒唐透顶、匪夷所思的缘由之上。

北宋之亡，亡在国富兵废。

朝廷富得流油，皇帝醉心文艺，臣子一门心思搜刮花石纲取悦上意，偏偏把最该砸钱、最该用心的军事丢在一边。

东京汴梁号称千古不夜城，繁华盖世，却形同不设防之城。

一万多金兵长驱直入，如入无人之境，轻易破城入宫，偌大一个北宋，便这般轻飘飘、脆生生地亡了。

大明之亡，同样与变法无干。

若非要牵强扯上关系，那便是北方内有流贼横扫，外有后金叩关，腹背受敌；

而江南坐拥天下财赋，却始终冷眼旁观，隔岸观火。

朝中东林党官员，张口闭口便是“天子不与民争利”，听似大义凛然，实则全是掩人耳目的鬼话。

他们一面怂恿朝廷加征三饷，把重担压在底层百姓身上；

一面转手就把江南上缴的银饷贪墨一空，再返还一部分给背后的富商地主金主，吃得盆满钵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