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份纯粹到近乎偏执的忠诚，恰恰是历朝历代朝廷最忌惮的东西——

私军只知有主，不知有国，一旦主家生出异心，便是一把最锋利、最无顾忌的反刃，直刺朝廷心腹。

也正因如此，历朝历代都在死死掐着私军的命脉，严控规模、严防坐大。

到了大明，这管控更是严苛到了极致，从律法到制度，从朝堂到地方，层层设卡，生生堵死了私军壮大的可能。

尤其是对宗室藩王，朝廷防得比防江洋大盗还要紧，宁可让地方卫所那些久不操练、疲弱不堪的兵丁去藩王封地守御，哪怕眼睁睁看着流贼烧杀抢掠、荼毒百姓，也绝不肯松口，让藩王私设一兵一卒、私蓄一甲一刃。

当年唐王朱聿键见流贼祸乱京城、社稷倾危，心急如焚，不顾禁令私自募兵，欲入京勤王，本是一片忠君报国的赤子之心，可在崇祯帝眼里，这就是触碰了私军的红线，是藩王图谋不轨、意图造反的铁证。

龙颜大怒之下，二话不说便将朱聿键废为庶人，打入凤阳宗人府大牢，一关便是数年，受尽苦楚。

这血淋淋的例子摆在天下人眼前，更让所有人都明白：

大明的铁律里，“私军”二字，从来都是悬在宗室、勋贵、豪强头顶的利刃，碰不得、越不得，一碰便是身死族灭的大祸。

若是朝廷一时心软，默许唐王私募军队，定然会瞬间掀起藩王效仿之风，天下宗室藩王皆会以此为借口，纷纷募兵养士，为宗室造反培植最肥沃的土壤，这是任何一位大明皇帝都绝不能容忍的底线。

毕竟藩王造反，可比民乱流贼祸害深远百倍——

流贼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占山为王、劫掠州县，终究是草莽之辈，难成气候，朝廷派兵围剿便可平定；

可藩王手握宗室名分、封地财帛，又有世代积攒的人脉威望，一旦拥兵自重、扯旗造反，便是动摇国本的心腹大患，稍有不慎，便是江山易主、改朝换代的弥天大祸。

大明的朱家藩王，从始至终都是被朝廷当作“肥猪”来圈养的。

哪怕坐拥万顷膏腴良田、堆山积海的金银财帛，也被一道道铁律死死困在封地樊笼之中：

不得私交地方官员，不得私蓄一兵一甲，不得擅自离境半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