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守他的兵卒换了几茬，从最初的警惕到后来的麻木。

仁多保忠每日的生活极其规律：清晨起身，对着墙壁静坐；上午阅读唯一被允许的书籍——一本汉文的《孝经》；下午在方寸小院里踱步；晚上则早早熄灯。

他拒绝与看守交谈，也拒绝回答任何关于西夏旧事的问题。

刘錡后来又派人来过两次，一次是来问他是否愿意去咸阳与旧主“团聚”，一次是带来他某个孙儿在安置地病逝的消息。

仁多保忠听完，只是沉默地挥退了来人，脸上看不出悲喜，只有一种被风干了的坚毅。

他的身体在长期的幽禁和心绪郁结中，渐渐垮了下去。

咳嗽日益频繁，饭量锐减。

军中派来的医官诊过，只说是“忧思伤脾，郁结于心”，开了几副疏肝解郁的汤药，可仁多保忠拒绝服药，效果寥寥。

这年深秋，土屋外最后几片树叶也落尽了。

仁多保忠再次染了风寒，这次来得格外凶猛，高烧不退，意识时常模糊。

昏沉中，他有时会喃喃念叨几个旧部下的名字，有时又会用西夏语低吟一首古老的战歌，声音破碎而模糊。

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油灯如豆。

仁多保忠忽然清醒了片刻，挣扎着坐起身，示意守在门口、因久无动静而有些打盹的老亲兵近前。

老亲兵凑过去，只听他气息微弱地说了几个字，似乎是一个地名，又像是一个人名，含混不清。

随后，他长长吁出一口气，身子向后一仰，倒在榻上，再无生息。

老亲兵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，红着眼摇了摇头，默默退了出去，将仁多保忠的死讯禀报给了院外看守的西军士兵。

至死，仁多保忠都未曾向征服者低下他的头颅。